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: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
发布时间:2022-03-08 来源:未知 浏览次数:59
2005年12月24日,“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―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”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。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,并对未来发展战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。研讨会安排四个专题,每场专题由三位学者做主题发言,一位学者进行总结评论,到场学者展开讨论。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,本期简报报道第一场专题“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: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”的研讨内容。

发展战略、人口与人口政策

林毅夫(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)

我国五、六十年代的生育率约为6,1971年推行“晚稀少”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“一胎化”政策后,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,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。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,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“人口老龄化”现象。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.4%,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%的标准。

进行国际间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对立现象。一方面,五、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相当的韩国、新加坡、台湾、泰国等东亚经济没有推行人口政策,人口生育率到八、九十年代依然和中国相似。另一方面,印度也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,五、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也和中国相当,到了70-90年代,它的人口生育率平均每年比中国高出1-2%。如果用印度的生育率作为参考,中国假如没有实行生育政策,人口将比目前多3亿,达到16亿。

对于印度与东亚经济的人口增长差异,有两个假说。一是决定人口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。在低收入水平,社会保障和金融体系不发达,“养子防老”是保障的主要方式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,养老手段增加,“养子防老”的必要性下降。同时,低收入水平下,父母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低。因此,生育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负相关。二是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该国是否遵循比较优势。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国家,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,生育率会迅速下降。

对台湾、印度、韩国、印尼四国的人口生育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进行研究,用技术选择指标TCI(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密度与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密度的比值,TCI越高越背离比较优势)衡量发展战略,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负向关系,发展战略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负向关系,发展战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正向关系。

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,人均GDP增长慢。因此,如果没有推行人口政策,人口增长会很快,与印度相似,而不似东亚经济。赶超战略下,虽然投资多,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,人口不能充分就业,从而变成负担。因此,我国70年代起实施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,应予以肯定。

然而,我国已经出现“人口老龄化”,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,所以应当考虑放松现有的“一胎化”政策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放弃赶超战略,经济发展逐渐遵循比较优势,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升。而且,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,2001年加入了WTO,今后不太可能再通过政府干预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。未来一二十年,人均GDP仍将高速发展,人口生育率会逐渐下降。因此,如果实施好过渡政策,改变现有“一胎化”政策不会出现人口生育率急剧上升的情形。

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――人口与劳动力因素

蔡?P(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)

经济增长来自两方面: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,包括土地、物质资本、劳动力、人力资本;二是生产率的提高。经济发展的早期,自然资源起很大作用。对于早期的发达国家,土地肥力保证经济增长领先。但由于土地肥力的递减,根据“贫困陷阱”假说,人口增长将使得人均生活水平达到极限。因此,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。

第一次转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,将对土地的利用转变为对可再生物质资本的使用。罗斯托(Rostow)、刘易斯(Lewis)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,工业化核心在于能否将积累率从3-4%提高到10%或以上。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这一转变,实现资本积累。

第二次转变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,劳动力增长赶不上资本积累,资本报酬递减造成增长减慢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,此时的增长核心不再是资本积累,而是全要素生产力(TFP)的提高。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实现了这个转变,苏联因为体制原因没有实现,经济减缓直至崩溃。

东亚经济例外,东亚虽未实现第二次生产方式转变却保持了高速增长。克鲁格曼(PaulKrugman)和杨(AlwynYoung)认为东亚模式并没有所谓奇迹,东亚的增长依靠高投入,跟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增长方式一样,不同的是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,因而有更长时间进行调整。然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最终一定以TFP作为经济增长源泉,亚洲四小龙目前也以生产力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。

中国计划经济阶段的GDP年增长率为3.9%,其中资本投入占2.3%,劳动投入占2.1%,全要素生产率为-0.6%。改革开放时期9.1%的增长速度中,4.1%来自资本投入,2.3%来自劳动投入,2.7%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。尽管改革开放时期TFP增长较快,但主要是资源重新配置引起的(GDP贡献率21%),微观效率改进贡献份额很小(GDP贡献率仅3%)。而且TFP增长在部门间存在差异。TFP的贡献率在农业、交通、邮电和通讯行业增长,而在工业、建筑业和服务业下降。此外,如果把生产率提高分解为环境生产率和市场,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是下降的。

新加坡、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70-90年代,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源于人口红利的贡献。欧洲移民去新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,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部归结为人口红利因素。中国在1982-2000年间,人口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%。根据人口红利理论,人口转变过程中,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出现倒U字型,滞后20年左右,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出现倒U字型。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得快,人口红利来得早,而消失得也快。此外,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率、储蓄率存在正向关系。

根据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,中国的总人口将于2030年达到14.39亿的顶点后开始下降。劳动年龄人口2013年停止增长,稳定几年后开始下降。2013年以前,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超过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,总抚养比下降。2013年起,少儿抚养比趋于稳定,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,人口抚养比不再是人口红利源泉。人口结构在1953年是典型的金字塔形,现在已接近橄榄形。根据联合国预测,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逐渐下降,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
这一趋势将影响劳动力成本。根据美国劳动部数据,中国正规部门工资仅为美国制造业工资的2.9%,民工工资只有2.1%。中国目前尽管拥有低廉的劳动力,也是世界上工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,由于人口红利即将消失,中国需要实现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,以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动力。因此,未来人口政策需要适当调整。中国的“未富先老”是非自然过程,应该尽快恢复自然倾向。以人口质量提高代替人口数量增加。清除制度障碍,充分利用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。此外,中国还没有转入完全积累的模式,也没有把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系,实现这两条可以把2020年的养老负担率从45%降到25%。

中国长期发展目标与人口目标

胡鞍钢(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)

中国的HDI在1950年低于印度,联合国开发计划署(UNDP)数据表明,中国HDI在1975年超过了印度,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中国HDI增长快于印度,我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力资本增长明显高于印度。此外2005年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》预测,中国到2020年HDI继续领先印度。

比较中印两国人口红利,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,来得快,峰值高,消失得快;印度的人口红利来得慢,时间长,对人口结构冲击小。2030年,印度的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将超过中国,2050年,印度总人口比中国多2.2亿,劳动年龄人口多2亿。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、规模和增长幅度都高于印度,差距在不断扩大,2040年中国将高出1.35亿。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目标,既要提高人均HDI,也要调整人口年龄结构。两方面结合起来,提出总人类发展指数(GeneralHDI,GHDI)概念。

人口发展有规律,它的惯性和长期性的决定人口政策不能是短期的,应当考虑长期至少两代人的时间。人口政策从80年代控制人口数量,转向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、控制人口数量为辅,符合长期发展目标。我们一方面应该充分肯定过去二十多年的人口政策,也应当看到人口政策的成本和代价。过去的人口政策因为当时的人口压力,目前的人口压力已经减轻,人口老化、男女比例失衡问题更加显著。

生育政策方面,曾毅教授提出的“二胎晚育软着陆”是一个很好的设想。劳动政策方面,建议适当延长退休年龄,提高青少年劳动参与年龄。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,适当提高年轻人群的入学比例,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必要的。我国平均退休年龄的下降,与预期寿命上升相反,也与全世界退休年龄上升趋势相反。退休费用占GDP比重,从80年代初的1%,上升到现在的3%,并且会继续上升。中国55-65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远低于印度,如何将这部分人转化为创造财富的人取决于制度安排。然而,即使调整退休年龄也不能改变中国老龄人口比例高、社会负担增加的问题,只能相对缓解。中国人口有三个基本问题:吃饭,就业,以及社会保障和养老。人口政策不能独自解决,需要多种政策相配套综合治理,包括劳动政策,教育政策,健康政策等。

评论

翟振武(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)

林毅夫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,讨论人均收入变化和生育率的关系,观察中国实际生育率的变化。结论很清楚,改革开放后,比较优势利用越来越多,生育率会逐步下降,即使政策发生调整,生育率也不会急剧上升,所以现行“一胎化”政策可以进行重新考虑。但其中有两个因素可能需要考虑。

人口和收入水平的变化是长期的过程,可以进一步分阶段研究。在经济增长初期阶段,生育率可能随GDP增长而上升的趋势,这个过程可能是三五年或者几十年。中国处于哪个阶段,需要进一步研究。如果没有分阶段的具体研究,就很难对现行政策进行准确的定义和评价。

从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看,生育率受多方面影响,包括死亡率下降,城市化进程,教育水平提高,养老保障制度建立。这些都和人均GDP有关系,把GDP作为一个总的指标。具体研究政策时,进一步细化对政策会有更为直接的意义

蔡?P描述了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,未来的增长来源和人口方面情况。未来增长靠教育,调整政策,延长人口红利时间,破除制度性障碍,增加人口流动,对未来的人口政策设定提出了很好的背景和理论支持。

但没有说明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起到什么作用。此外,人口红利最终会结束,政策调整可以延缓这一过程,但只是短期。要想清楚,长期中中国经济增长源泉依赖于人口结构还是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。

胡鞍钢提出用GHDI指标衡量人口总福利,拿中国和印度相比,在国际竞争处于不利形势,人口达到高峰,应该防止人口负增长。除人口政策外,教育和流动也值得重视。未来经济增长,不取决于劳动力数量,而取决于劳动力质量。劳动力流动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解决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此外,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设想,如果有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增加劳动年限,实际上说明人口红利的时间可以延长。

自由讨论

邬沧萍(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):

经济学考虑问题,长期通常指一二十年;人口学考虑得更远,至少一两代人或者一个生命周期,70年以上。目前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是最优选择,有利也有弊,但是利大于弊。现在最应该考虑的是资源和环境问题,不能光从经济角度考虑。中国和印度变成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以后,世界的消费会怎样。人口问题不能只考虑短期,放松生育率后出现出生高峰,50年后也会出现老龄高峰。老年劳动力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。

马力(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):

我国的生育政策状况是国家有一个总的生育政策,各省有相应的细则和不同的政策内涵。全国城市基本上是生一个孩子;农村除了六个省,是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第二个孩子;少数民族地区是生三个孩子。随着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,生育政策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微调。中央已出台相应政策: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;七个省的农村地区,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。据此测算,最终有30-40%的人口可以生育二胎。

考虑生育政策时,应该是渐进的。中国地方太大,如果立即放开二孩,会出现很多地区生两个孩子甚至生三个孩子的现象。此外,一些退休的计生委主任表明,汇报的总和生育率里有很大水分。由于情况复杂,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增加,管理存在着困难,计划生育率在江苏不到80%,河南甚至不到6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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